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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从传说走向信史

作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学涛 来源: 2016-02-04

陶寺是否“尧都”?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共识已经形成:历经38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已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陶寺遗址宫城内最大夯土基址高空俯视全景

  从1978年至今,历经38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考古研究表明,39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这比河南二里头文化还早约500年,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
  
  陶寺遗址的发掘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考古工作者最开始是为了寻找夏朝的遗存,发掘了与文献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后来通过对陶寺遗址考古的连续发掘和系列研究发现,居彼时“天地之中”的陶寺遗址很可能是最早的“中国”。
  
“王都”气魄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为主的遗址。陶寺遗址早期城址约20万平方米,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呈“日”字形结构,由宫城及其南部的下层贵族居住的外城构成;而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已呈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都城,功能齐备而且明确,分布有城墙、宫城、观象祭祀台、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中晚期之际,城址曾遭到政治报复性破坏平毁。
  
  “陶寺中期城址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主流模式的形成,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先秦时期最完备的都城遗址。”何驽说。
  
  陶寺城址偏北是宫城,在其中最大的夯土基址出土了宫廷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其中陶板瓦是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瓦。而铜盆口沿残片和铜蟾蜍片均为红铜铸造,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短暂却承上启下的“红铜铸造时代”,开创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先河。板瓦、刻画墙皮、蓝彩墙裙、红烧土丹墀地面等,均片段反映出宫殿建筑内外装饰的奢华。
  
  考古工作者在此夯土地基下还发现了陶寺早期的凌阴建筑——冰窖建筑遗迹。面积约200平方米,深约9米,有之字形坡道、储冰池、存取冰块的栈道等遗迹。而此夯土地基东侧有一处宫廷厨房建筑群,以竖窑烤肉炉最有特色,开创了夏商周三代“东厨”的宫室制度。
  
  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王权控制的仓储区和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区。王权控制的仓储区相当于“国库”。仓储区位于宫城以东,面积约1000平方米,时代以陶寺早中期为主,内部仅有大型窖穴。
  
  何驽介绍说,这里的窖穴应当属于王权直接掌控的仓储设施,是一个国家政权不可或缺的行政设施,用于储藏国家的赋税,很可能主要是粮食,备战备荒。
  
  城址内东南部为手工业区,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一处带回廊、门塾及庭院的夯土基址是手工业区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规格很高,大约是管理手工业区的衙署性质的建筑基址。手工业区内大约有六个工业园区,分别从事石器制造和陶器制造业。
  
观测天象,敬授民时
  
  集观象授时与祭天为一体的观象祭祀台,被天文史学界认为是目前世界考古发现最早的同类建筑。古观象台基址建筑位于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形状为大半圆形,面积约1700平方米,有三层地基。第三层地基边缘有11根夯土柱,10道夯土柱缝,缝宽多在0.2米,各缝中心延长线向内交汇于圆心。
  
  何驽说,天文学家和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期研究、观测,得出这是一套地平历观测仪器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即塔儿山山脊线上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这与《尚书》当中《尧典》所记载的观象授时相吻合。
  
  “2年观测了77次。每次太阳快出来时,周围一片寂静,好像你等的不是太阳而是一个人,感觉在和太阳对话。”中国社科院特级技师冯九生说,为了观测日出,有美术功底的他专门复原了一个微型观象台。而他最兴奋的时候就是太阳从左侧柱子冒出来,然后在两根柱子缝隙正中央冒圆,再切着右边的柱子走了。
  
  本刊记者在他的观测日记中看到,观测节点有谷雨、立夏、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白露、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等。他在日记中写道,凌晨4点多就起床,安装好观测设备,“望着灰蒙蒙”的塔儿山方向焦急地等待着太阳出山……
  
  “这是祭日的宗教礼制建筑区,也是现在二十四节气的源头。陶寺的元首们通过掌控天文官的观象活动,垄断农时的发布,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命脉,进而达到控制周边地区农业社会组织的目的。”何驽说。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瑞民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对《尚书·尧典》《左传·文公六年》等重要文献资料的研究推测,华夏文明的早期国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观象祭祀遗迹的发现与国家权力有密切关系,是早期国家出现的一种重要形式。
  
  此外,在城址外北部偏西,多水环境中发现方形的祭地礼制建筑。何驽认为,根据古文献记载,泽中之方丘,用于祭祀地祇。大地乃承载万物、五谷孕育之壤,江山社稷之根,历代君王必祭。而根据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地属阴,居北,形方。因此,国都的祭地礼制建筑多在国都之北郊。同时,泽中之方丘也是国之社坛。
  
阶级与礼乐
  
  陶寺文化已发掘清理的千余座墓葬表明,当时已经出现阶级。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位于宫城外东南部,墓葬约1万座。目前已经发掘清理1000余座墓,其中元首级的大墓仅6座,不及总数的1%,小型墓则约占90%。大型墓有棺底铺朱砂的木棺,陪葬品丰富而精致;中型墓也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猪下颌骨等;小墓则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大多数墓没有任何随葬品。
  
  而陶寺中期王陵区位于中期小城内,已发掘元首墓一座,贵族墓5座。其中,元首墓为陶寺文化已发掘最大的墓葬。该墓长5米、宽3.6米、深7米,棺内残留玉石饰品等46件,扰坑内出土玉石饰品20件,墓室未扰动部分出土随葬品72件,包括彩绘陶器、玉石器、骨镞、漆木器、红彩草编物、猪、公猪下颌骨等。
  
  1978年至1985年,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出土了一批龙山时代的乐器,共20余件。这批乐器的种类、数量之多以及规格之高都堪称罕见,而且出土单位和时代明确,组合关系清楚。其中鼍鼓、石磬、土鼓是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的随葬品,除一件土鼓出于中型墓,余均出自具有王者身份的首领人物大墓中。铜铃出土于陶寺文化晚期墓葬中。
  
  有专家认为,陶寺文化早期,成套的礼乐制度就已经形成。根据考古发掘,鼍鼓和石磬是互相配合的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伴有一件土鼓。
  
  扬子鳄古称“鼍”,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一再证明,从龙山时代直到商、周,鼍鼓始终是王室、诸侯、方国首领专用的礼制重器。陶寺出土的都是只在上口蒙有鳄鱼皮的单面鼍皮鼓。鼍鼓整体形制呈圆柱形,由于鼓腔是利用天然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并烘干后,外施彩绘而成,故鼓身上下的粗细并不一致,多呈上细下粗状。鼍鼓高约110厘米,一般直径约50厘米,但个别的下部直径达90厘米以上。
  
  土鼓为泥质陶。腹部近圆球形、卵形或橄榄形,上接一筒状颈,有的矮粗,有的细高,看起来像“长颈葫芦”。腹底中央凸出一筒状孔,主孔周围又环列3个筒状小孔。颈、腹交界部位设桥形竖耳一对。腹部器表普遍压印密集的绳纹,此外,又常以多道附加堆纹组成菱形或三角形格状饰。
  
  考古专家认为,在陶寺,土鼓与鼍鼓、特磬等重器配组,同时出现于具有早期王者身份的大墓中,说明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中叶,土鼓已由原始居民单纯的祭器,转变为标志统治者权力、地位的礼乐器。
  
  铜铃出土于陶寺文化晚期,铃为平顶,顶部、底口及中腰的横截面均呈菱形或近似菱形,底口略大于顶,高2.65厘米。有考古学家认为,从音乐史角度看,该铜铃是迄今考古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地中”与最早的“中国”
  
  何驽在陶寺遗址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他说,之所以确定陶寺遗址为最早的“中国”,是因为发现了残长171.8厘米的漆杆,即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上面标有彩绘刻度。值得注意的是,漆杆上还标志有夏至影长,总长39.9厘米,等于陶寺1.596尺。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古人建立都城必须遵循王者居中、王者与天地交通的思想,依照夏至影长的标准确立“地中”,以此来确定都城选址。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其言“宅兹中国”,指营建东都洛邑。何驽说,在发现陶寺遗址之前,只有一个中原的概念,人们认为在中原地区的国家就是中国,而圭尺的发现为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提供了物证。
  
  何驽介绍说,《周礼》说夏至影长一尺五寸是地中,这是在河南登封告成观测到的数据。《周髀算经》记载夏至标准晷影一尺六寸,是在晋南观测的数据。《隋书·天文志上》引《周髀算经》作“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虽然是误将1.6尺夏至影长作为洛阳中土的标志,但是暗示古人曾经将1.6尺夏至影长也作为另一个地中的标准。
  
  “虽然天文学家在陶寺遗址所测的影长实际是1.69尺,而不是1.6尺,但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权,多少有标榜自己是地中的意思。就如同把格林威治时间作为标准时一样,必须有政治话语霸权作为支撑,否则难以得到公认。”何驽说。
  
  “在地中建都城,在中土建国家,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何驽表示,“中国”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圭尺的出现,因为它是人们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确定中心位置而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地中概念尽管披着天文地理的外衣,但从本质上说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
  
  虽然在中国考古界有人认为晚于陶寺遗址的河南二里头遗址才是“最早的中国”。但何驽认为,陶寺遗址虽然不如二里头遗址的文化辐射面广,但文明程度显然已经达到了“国”的标准。
  
文字与“尧都”之争
  
  上世纪陶寺遗址发掘出土陶寺晚期扁壶的破片,发现了陶寺朱书文字资料。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数学者将之隶定为“文”字,多无异议。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一个朱书字符,如何释读,有多种说法。有学者将之释为“易”;也有学者将之释为“邑”,指出此“文邑”二字,正是夏王朝都城之名。
  
  而何驽倾向于认为陶寺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字的初字。
  
  “陶寺城址是黄土高原上唯一一座用夯土板块建造的都邑性大城。”何驽认为,陶寺朱书“文尧”二字,无疑可作为陶寺城址为尧都的文字证据。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认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在年代、地理位置、遗址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还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遗址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如此契合。
  
  然而,由于古文字专家对于扁壶上的文字符号目前尚有不同的解读,因此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陶寺就是尧的都城”。况且陶寺文化总共延续了400年,即便是尧的都城,那么哪段是尧的时期呢?因此,还需要考古专家对陶寺遗址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虽然争议尚存,但考古界已经形成共识:历经38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已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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